八月二日，台北的兩家報紙刊登了兩篇文章，〈媒體不應也不必與學者為敵〉，以及〈我很大，我不怕〉。
兩篇皆因蔡衍明先生而起。在擁有兩家知名的電視公司及兩報一刊後，蔡董事長再要購買全台灣約三分之一有線電視系統的控制權，是否適合？
前一篇說可以，但蔡敵視學者，並不妥當。後篇說不可以，理由是二○○九年起，已經連年下降的台灣新聞自由，勢必更受重創。
儘管見解有別，但二文的論證都有問題。
指蔡傳媒與學者為敵，弄錯重點，致命之處是蔡傳媒「輕生尋短」，執意與自己為敵，不是以今日之是，糾正昨日之非。二○○九年，蔡購買自家報紙的頭版刊登廣告，並以頻繁的冷嘲熱諷，給人羞辱政務官及霸凌讀者的感覺。當時，蔡要求批評者以電郵等形式道歉，否則可能法庭相見云云。近日變本加厲，除再度密集以影音與文字轟炸，蔡的幹部要求被其盯梢的人，證明自己不是幕後導演，沒有花錢指使特定人群至其公司抗議。對此，外界厭惡而強力反彈的力道，使得七百學生冒雨群集抗議，不少專欄作家則不分色彩，罷寫撤稿，卻還不見蔡幹部的反省，反倒「揚言告學生 點名王小棣煽動」。
但是，傳媒報導與評論的重要保障，不正是若無惡意、有合理懷疑與證據，就應基於公共利益的驅使，對可受公評之事發言嗎？蔡傳媒推翻這些原則，自己恣意指東道西，不讓別人據理評論。假使所有蔡傳媒報導或批評的人，都用相同的標準，（蔡）傳媒無法存在。蔡傳媒自掘牆角、自曝其短、損人不利己，若有員工羞與為伍，但為稻糧謀而忍氣吞聲，致使蔡傳媒士氣低疲，也不意外。
〈我很大，我不怕〉指「二○○八年台灣的新聞自由度…亞洲第一，世界第三十二；但馬政府一上台…連三年從亞洲第一掉到第二再到第八，全球從四十三到四十七再到四十八。」但這個批評容易造成誤導，無法讓人看清真相，遑論敦促政府提出政策，改善新聞自由。
評比新聞自由的機構從一九九四年起，保留原分類，但另依據政經法制指標，給予各國分數，最自由是○，最不自由是一○○。三十分以下是「自由」，三十一至六十分是「局部自由」，其餘是「不自由」。據此，台灣都是「自由」，二○○五得分是二十一，其後三年都是二十，二○○九年是二十三，二○一○與去年都是二十五，仍然與日本的二十一與二十二、美國的十七，都在「自由」之列，反而是南韓與香港跑到了「部分自由」的三十二與三十三。
據此可知，台灣二○○九年以來的自由度是略有下降，但不是那麼誇張，下降的原因除與政治箝制有關，也可能出於「記者受到過度強勢業主（over-mighty proprietors）干涉所致」。更重要的是，假使我們在本世紀的前八年，擁有亞洲第一的新聞自由，這是什麼樣的自由？最多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的自由，也可能是失業者仍可找工作的自由、低薪者仍可找高薪的自由。對於失業者與低薪者，強調這樣的自由，是訕笑、是吃豆腐。
有意義的自由不是這種自由，是芬蘭、挪威、瑞典等國家的自由。多年來，他們的新聞自由高居榜首（十或十一分），原因是新聞工作者擁有合理資源，可以按照專業的要求，採編與調查他們認定重要的事件，亦能盡情評論。不僅公共廣電機構規模龐大，能夠作為傳媒市場的領頭羊，一九六○年代以來，北歐國家對於平面傳媒，亦有資源挹注，近年並已補助網路。
英國《經濟學人》因此說，「許多國家的實況是，自由表意的主要障礙不再是言論檢查，而是錢。好的新聞事業得花大錢。」讀此，我國的自由派與市場派，無論在朝在野，也許願意翻轉認知，進而改變態度與行為，不再要求政府無所作為，而是思考，究竟放任類如蔡傳媒者，還是另作調整，責成政府研究、理解與師法芬蘭、挪威、瑞典，推出政策以提升新聞自由？
作者為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成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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